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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——读《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》

发稿时间:2021-09-09 13:54:00 来源: 光明日报

  【光明书话】

  “吾观今之文章之家,亚美app网投:每云我有避之一诀,固也。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。夫才子之文,则岂惟不避而已,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,特特故自犯之,而后从而避之。……犯之而后避之,故避有所避也。若不能犯之,而但欲避之,然则避何所避乎哉!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,实能犯之难也。”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时的这一段名言,本来是评论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求异,同中见异才更见高明。以之评论学术研究,也颇为贴切。

  学术研究当然要重视选题的新颖,但经常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想法,检索学术史,却发现他人已着先鞭。未来的学术研究,恐怕拼的不仅是选题的新颖,更重要的是要拼研究的深度、广度与高度。真正高明者其实无惧选题相似,以更高的眼界和更敏锐的洞察力,将相似的选题做得更深入、更有境界,大力推进学术史,遂能避雷同而推陈出新,此即类于金圣叹所言“犯之而后避之”。

  彭玉平教授的治学,固多新创领域,但尤擅“犯之而后避之”。他的《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》,研究的对象是词学热点人物况周颐,却能对况周颐的词学本体理论、修择观及批点实践、创作业绩、文献考量、生态考察及其影响之下的词学因缘,均作深入的文献考索和理论阐发,使全书14章,章章不乏创见,殊为难得,其对学术史的深度开掘值得充分重视。比如作者发现况周颐的“重拙大”之论,以厚穆为之本,追求“万不得已”之词心及“烟水迷离”之词境,其间有着独特的结构谱系,与王鹏运此论原本推尊的“南渡诸贤”的关系实有矛盾之处。况周颐在表面彰扬“重拙大”的同时,却暗中对从印学、书学、画学等移植过来的“松秀”说,赋予了自然清疏等新的词学内涵,此虽为其词学暗流,却悄然接续着词体的本色观念。况周颐的“诗余”论,认为词之情文节奏皆有不同于诗的独立文体价值,并非由诗降格以成,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“诗余”解说的“赢余”论,有力拓展了传统“诗余”说的理论内涵。王国维词学与况周颐词学,以前多将之视为对立面,但仔细对比,发现他们在“清疏沉着”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。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《历代词人考略》,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、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,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,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、生平小传、词风评价,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。如此等等,可谓新见迭出,触处生春。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置喙,彭著却犯而能避,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  彭著是如何做到“犯之而后避之”的?窃以为“高明之思”和“情境之实”是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关键两点。

  所谓“高明之思”,指思想要具有理论高度,思考问题能站在全局或通观的立场,这样在面对同样命题时不致矮人观场,人云亦云,而能透射思想的锐利和眼光的独到,自成一家之说。比如前人探究况周颐词学理论,多围绕“重拙大”“词心”“词境”花费工夫,很少注意到《蕙风词话》《历代词人考略》中包含着其他诸多新颖的词学观念,彭著则别具只眼,拈出“松秀”说、“哀感顽艳”说、“潜气内转”说、修择观等,极大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格局。如“松秀”说,上引宋人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“欲造平淡,当自组丽中来。落其华芬,然后可造平淡之境”之语,复辨其与厚、宽、自然、疏俊、风度等之间的关系,最后总结松秀“以自然为底蕴,侧重笔法张弛有度,强调传达清劲之气,主要体现在字面音节和结构脉络中”。这既是况氏词学研究的一大创获,也为中国词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和术语,意义非凡。其实即使“重拙大”“词心”“词境”等看似耳熟能详的术语,学界也多扪盘扣烛,雾中观花,彭著则能从况周颐词学整体来思考,在词史源流中确立其位置。如他指出晚清与宋末相似的“末世”情怀与审美特点是“重拙大”说提出的现实背景,故况周颐以梦窗词为切入点的“重拙大”说,乃遥接周济由梦窗而臻清真浑化之论,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,但与况氏整体的词学谱系及晚清民国词学时显背离,彰显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源流和主流谱系,因此对况周颐“重拙大”说的梳理,就兼备了词学史意义。

  当然,再高明的理论,如果只是从理论到理论,停留在较虚的抽象辩证的层面,其意义也是有限的。如何有效避免空中楼阁,陷入“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”的窘境,则非筑之于“情境之实”不可。所谓“情境之实”,不仅指文献的征实,而且指文献语境与生命情感的真实还原。一方面要对原著、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,一方面要对研究对象有“了解之同情”,体会其矛盾之处和言外之意,如此才不致扭曲或遮蔽前人。

  仍以况氏最著名的“重拙大”为例。彭著注意从文献和学缘两方面清理其发展流变,细析况周颐之语境与“重拙大”之本义,指出重、拙、大三者虽各有侧重各具内涵,但彼此渗透互有关联;其酝酿于周济等人,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,王鹏运集为一说,而至况周颐始在形式上将其确立为自身词学的核心地位。在况氏的实名著作中,从明面上看,确实给人偏重南宋词的印象;但是在况氏具体的词学批评实践和托名之作中,却展现出另一幅更接近本心的不同面貌。况氏作为“重拙大”底蕴与外象的常用批评术语“厚”与“穆”,即均非限于南宋的范围,而是包括了五代两宋甚至元代等相当广的范围;特别是在托名刘承干的《历代词人考略》中,不仅将“重拙大”并称之说删之殆尽,而且另立以“清疏”为本体特征的“北宋风格”,况周颐的理论门面语与批评实际之间有着相当远的距离。彭著结合况氏的个性指出:

  况周颐天赋词心,正在清艳疏朗一路,而这种词风落脚点其实也在五代北宋,只是因为在青年时受到前辈如端木埰、王鹏运等的谆谆告诫,才不得不在痛苦思考五六年后转变词风,这同样使得他在撰述词话时,也处于前辈教导与内心信奉的矛盾之中。他敬重端木埰、王鹏运等人,但无法从观念上全力追随,所以只能在诸种实名词话中将“重拙大”等说悬为标杆,但在20余年不断出新的词话中,其实也一直无心对“重拙大”说有更多发明,只是基本上作为一种标签存在而已。而在托名的《考略》等著作中,则再无心理顾忌,直归本心。

  这种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学、文艺批评学、性格学、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,化静态的文献考索为动态的生命体贴,使人得以辨明主流门面话语与况周颐自身词学之间的差距及其错位,更好地从整体格局上了解晚清民国词学的主流与潜流、贡献与局限、体系与矛盾等,阅之但觉情境俱实,实有起况氏于九原之感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追求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,似乎是彭玉平教授一以贯之的治学特点。他稍前的一部力著《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》(中华书局2015年),研究的对象是更为热门的人物王国维,同样不仅有文献上的追根穷底和情境还原,更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深入研判。

  (作者:张剑,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)

责任编辑:张诗莹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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